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度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中国人民族性格等方方面面之形形色色的记录，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在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它们的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板，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的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半，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这种形象变化乃是西方认识中国逐渐深化的表现。或至少是其认识中国走向深化的必经过程，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其实，我们怎样看待它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不会不正视它，不研究它的。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本文是作者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写的序言，有删减。）
